宪法草案的最终批准必须获得五分之三的多数票。
（二）塑造数字正义的应用场景 第一，司法区块链的应用场景必须合法。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司法区块链支持网络著作权人上传作品、保存证据，预防和惩治网络抄袭。
（一）信任机制的价值基础 区块链的实质是一种信任机制，解决了参与者之间的共识问题，这一属性也正是司法区块链建设的技术前提当前人民法院缺乏技术力量实现众多司法区块链平台的统一，而司法区块链平台作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若依赖特定的第三方进行建设又将存在一定数据安全风险。此外，司法区块链的建设应用与司法改革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的目标存在一定冲突。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快构建立体化、多元化、精细化的诉讼程序体系，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如广州互联网法院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的五色信用评价体系、网通法链智慧信用生态系统等。
事实上，司法区块链的中立性问题并不取决于接口的建设方，而在于是链的建设者。但是，司法权力代表着国家权力的尊严，其行驶必须先有明确的法律依据。[31] V. Jean-éric Schoettl, ?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peut-il contr?ler une loi constitutionnelle ? ?, LPA, 8 avril 2003, n°70, p. 17-22. [32] V. Louis Favoreu, ? Linjusticiabilité des lois constitutionnelles ?, RFDA, 2003, p. 792-795 ; Pascal Jan, ? Limmunité juridictionnelle des lois de révision constitutionnelle ?, LPA, 31 octobre 2003, n° 218, p. 4-11. [33] CC, Décision n°92-312 DC du 2 septembre 1992,Maastricht II , §19 [34] V. Louis Favoreu, Lo?c Philip et alii., Les grandes décision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Dalloz, 16e éd.,Paris, 2011, p. 311. [35] 参见秦前红：《2018年宪法修改与新时代中国法治的发展》，《人大研究》2018年第11期，第6页。
宪法委员会通过判决承认所有这些机构之制宪和修宪权限共享国家的规范功能，由此确认形式上的宪法规范，覆盖宪法诞生和实施全过程。（二）实证主义浸润实践的路径 1．修宪权等同于制宪权的论证 实证主义学说非常清楚将宪法的形式概念与修宪权不受限制相结合，形成逻辑闭环。[16]所以，也有学者认为第89条第4款规定的禁令基本上是道德范围，不具有完整的规范性。换言之，到底国家、人民、还是议会制定了宪法的问题不再成为主要关注点。
正是通过这一程序，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方式被修改为直接普选（根据修改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6条，选举方式是间接选举）。该项决定的官方评论指出，宪法委员会消除了1992年9月2日关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第92-312DC号决定所产生的歧义。
在法国宪法修改与变迁的过程中，立宪主义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将原则、规则、价值和制度模式刻入宪法，以对抗所有不可预期的法律适用变迁。[5] 参见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37页。换言之，未经两院同意，不能根据第89条对宪法进行修改。法国和意大利宪法均包含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条款，即宪法的修改不得涉及共和政体。
首先，最高行政法院2015年7月31日发表的意见（Avis）与宪法委员会的立场基本相似。总理无权召集两院联合会议，政府也不能要求国民议会作出最后决定（《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45条）。在规范层面，第89条占据了宪法修改的教义核心，但无法适用于所有的宪法修改程序，第11条因为政治事实进入了宪法规范，成为了补充第89条的宪法修改之规范依据。2005年3月1日宪法修改旨在为通过《欧洲宪法条约（草案）》铺平道路，但同年5月29日的全民公投否定了这一进程。
提请人认为宪法委员会应该更为积极，要求其宣布有管辖权。其内在的逻辑在于，如果宪法可以对其修改设定限制，那么此类自然法意义上的超宪法原则就不能由制宪权创造和修改，更无法由宪制权创造和修改。
[54] 虽然我国宪法修改的模式和功能均与其他一些法治国家存在差异, 宪法修改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进程中主要承载向后看的确认功能。[39]此外，学说的争论逐渐暴露另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宪法修改的规范如何限制政治权力，政治论域中的宪法修改又如何有效参与国家政治变革，于是宪法修改的界限指向了更为根本的政治与法律两个论域的交叉论争。
该决定宣布《欧洲联盟条约》的某些条款违反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特别是欧盟的成立与国家主权至上之间的矛盾（《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3条）。正是因为主体的模糊性，宪法怀疑主义者将这些主体都融合起来，构成多机构的广泛实体。宪法草案的最终批准必须获得五分之三的多数票。在规范层面，《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89条（本文引用该法法条时，除初次引用外，不再注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宪法修改的内容限制和时间限制等两类限制。而实践中，自1958年以来，根据第89条程序进行的二十二次宪法修改都源于第一种情况，即由总统提出宪法修改草案。四、宪法修改界限中的政治与法律论争：自然法思潮与实证主义的交织影响 由上可知，修宪权无实质限制学说虽已经通过宪法委员会2003年判决进入了实在法，但宪法修改的基础理论问题仍徘徊在自然法与实在法之间，宪法修改限制的界限问题仍然比较模糊。
但这种宪法国家若遭遇战争或者紧急状态时无力做出决断，国家的权威或者正当性问题就会浮现，关涉到政治决策者能否采用修宪的手段处理国家危机。修宪程序需要获得不同公权力机构之间两项重要共识：一是行政权内部的共识，二是议会两院的共识。
制宪权是一套程序和机制，[45]所以谁制定了宪法的制宪权主体问题不再成为核心，而关注如何制定宪法。维德尔的学术思想体系所隐含的实质无限制（l'illimitation matérielle）理论催生了宪法怀疑论思想（La doctrine du scepticisme constitutionnel），不再需要区分原初制宪权（Pouvoir constituant originaire）和（作为修宪意义上的）制宪权 (Pouvoir constituant de révision) ，修宪的界限不可能被我们所认识，也就不可能在法律层面成为规范。
戴高乐启动修宪时援引第11条，本条规定：共和国总统可以根据《政府公报》发表的、政府在议会会议期间所提出的建议或者议会两院提出的联合建议，将含有认可共同体协定的或者旨在授权批准一项不违反宪法但可能影响[现行]制度运行的条约的一切有关公共权力机构组织的法律草案，提交公民投票。但在第89条的教义解释下，目前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例如在法国法典化过程中，法学要素的作用似乎式微，不再成为规范制定权的主体考量要素。在2015年7月30日的第二份意见中，最高行政法院再次回应政府的疑问，即是否可以通过修改宪法以消除《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违宪的障碍。[36]该意见涉及批准1992年11月5日在斯特拉斯堡通过、1999年5月7日法国签署的《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47] 换言之，第11条实际上给予行政权重新平衡与立法权关系的机会，行政权可以通过诉诸第11条的全民公投来寻求人民最终裁决重建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平衡，如此，也进一步证成了第11条成为第89条补充的正当性 2.政治事实在宪法实施中与规范融合的理论基础 对于法学学者和政治学者而言，各自学科的问题域在宪法层面需要处理好界限问题，似乎两者截然对立：一切不属于法律的东西都是政治的，反之亦然。
宪法委员会在2003年3月26日的决定（2003-469 DC）中指出：宪法委员会并没有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61条或第89条或任何其他条款中获得对宪法修改的审查权。[26] （二）宪法委员会的立场：从修宪创议权到拒绝实质审查 在宪法文本的规范逻辑下，宪法修改同时存在实质和形式限制，然而法国宪法委员会判例却只确认对修宪权进行的程序予以形式限制，拒绝审查有关实质限制。
其次，是否有超宪法性规范存在争议。第16条的规定通过宪法委员会判例确认，获得实在法规范效力。
关键词: 法实证主义 自然法 宪法修改 法国宪法 一、问题的提出:宪法的两个身体？ 一直以来，宪法学因主要涉及国家制度的研究而徘徊在法律与政治的交界。为了促进该条约顺利通过，法国政府采取 修改—补充的做法，在宪法中增加一条，以缓解《欧洲联盟条约》部分条款被宣布违宪的危机。
因此，这一体系赋予了法国政界灵活运用第89条进行宪法修改的权力，也在实践运行中导致宪法政治性一定程度上遮蔽法律性的模糊现象。[6] 例如杜强强：《修宪权之基本架构限制——印度最高法院关于宪法修改限制的理论与实践》，《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第151-160页。(一)两大学术脉络：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的争议 一直以来，法国学界有关宪法修改限制的理论研究中，存在大相径庭的两大学术理路，学说的差异聚焦于宪法修改是否能成为合宪性审查对象之争议。制宪权至上意味着有权机关可以自由地以它认为适当的形式废除、修改或补充具有宪法价值的规定。
然而，有关禁止的具体内容则较为模糊。法国有四次宪法修改与欧盟一体化建设有关：1992年6月25日宪法修改涉及《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批准。
这一系列修正案主要涉及总统职权行使之民主正当性的提升、议会监督权的强化以及宪法委员会在国家职权配置中作用的实效化。宪法委员会、最高行政法院等可以对宪法修改之限制进行评价的主体更多保持消极审查态度。
宪法修改的核心功能已经从传统的限制政府权力范式转移为国家价值多元化时代的社会共识的整合范式。宪法修改成为在危机时期国家治理的有效手段。
